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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药物滥用防治研讨会暨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第十九届学术会议”延期通知

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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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世界毒品报告

执行摘要

新冠肺炎对毒品市场的影响
 
其影响可能类似于 2008 年的经济危机
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已使全世界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许多国家,这一疾病已使医疗服务机构穷于应付,几近崩溃,各国政府实施的限制措施已在全球经济中造成了严重紊乱。
对于毒品市场,这场疫情的影响尚不清楚,也很难预测,但有可能影响深远。一些生产者可能会被迫寻找新的方法来制造毒品,因为限制流动的同时也限制了前体和基本化学品的获取。贩运者由于旅行限制而无法越境,可能不得不寻找新的路线和方法。毒品使用和提供的模式可能会改变,政府的应对能力也可能会受到阻碍。
新冠肺炎带来的转变是前所未有的,但还是可以从以往的危机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2008 年经济危机后,一些吸毒者开始寻找更便宜的合成物质,使用模式转向注射毒品。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削减了与毒品相关的预算。
如果各国政府以同样的方式应对当前的经济衰退,预防吸毒和相关风险行为等干预措施和戒毒治疗服务可能会受到沉重打击。此外,拦截行动和国际合作的优先性可能会降低,使贩运者更容易行动。
一些国家有大量毒品通过商业航班走私,预计这些国家的贩毒活动受到的直接影响最大。有信使将甲基苯丙胺等合成毒品放在随身背包或藏在私人行李中携带,有时数量很大。由于几乎各地都对航空客运实施了限制,利用商业航空旅行供应毒品的活动可能会完全中断。尽管国际邮政供应链也受到了干扰,但利用暗网和货物邮寄进行贩运的活动可能会增加。
从长远来看,经济衰退和相关的封闭措施可能会打乱毒品市场。由于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和缺乏机会,贫困和弱势人群将更有可能以有害的方式吸毒,患上吸毒病症,并转向与毒品有关的非法活动――无论是生产还是运输。贩毒组织可能会利用这种情况,向脆弱人群提供服务,并招募新成员来壮大队伍。随着政府应对能力的降低,这些转变可能会快速扎根,成为许多社区的新现实。
 

扩张与复杂性

 
市场增长

人口增长模式部分解释了市场扩张的原因

世界各地的吸毒现象一直在增多,无论是从总体数字还是从吸毒者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例来看都是如此。2009 年估计吸毒者有 2.1 亿人,占全球 15-64 岁人口的 4.8%,而 2018 年估计吸毒者有 2.69 亿人,占这类人口的 5.3%。
在过去二十年期间,发展中国家吸毒情况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发达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期间总体人口增长的差异、发达国家为 7%,发展中国家为 28%――但也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年轻人口增长较快。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在吸毒者中所占比例最大。在 2000-2018 年期间,发展中国家这一年龄段的人口增长了 16%,而发达国家这一年龄段的人口减少了 10%。

城市化是当前和未来毒品市场的一个驱动因素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的吸毒情况都多于农村地区。吸毒情况总体增多的部分原因是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大规模流动――目前全世界人口有一半以上生活在城市地区,而1960 年这一比例为 34%。
城市化可能是毒品市场未来动态的一个关键因素,特别是在城市化趋势更为突出的发展中国家。
 

财富的增加与吸毒情况增多相联,但承受疾病负担最大的是最贫穷的人

在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的吸毒情况比发展中国家更为普遍。可卡因之类的毒品更是与世界上较富裕的地区联系较为牢固。
同样,在各国内部,社会富裕阶层的吸毒流行率较高。但转为吸毒病症的比率较高的却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来自少数几个国家的数据表明,有害的吸毒模式与病症同低收入之间存在联系。这些模式在较富裕的社会阶层似乎不太常见。
全球新冠肺炎危机造成的经济制约很可能会加剧包括吸毒者在内的最弱势群体的风险。例如,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如失业率上升,过去一直与吸毒情况的增加有关,而这场疫情已经迫使全球数千万人失业。

新冠肺炎或将导致毒品市场进一步扩张

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可能会导致更多农民增加或从事非法作物种植,或是因为国家主管机关的控制能力降低,或是因为在经济危机之下可能有更多人不得不铤而走险,从事非法活动。
新冠肺炎的相关限制措施导致空中和陆路交通减少,海上贩运可能已经因此而增加,海上的拦截风险低,而且比空中或陆路走私的数量更多。最近已有报告称可卡因货物直接从南美经由海路运往欧洲。
 
复杂性增强

非国际管制物质的出现情况稳定,但有潜在危害的新型类阿片正在增多

毒品市场正日趋复杂。除大麻、可卡因和海洛因等植物类物质之外,已经增添了数百种合成毒品,其中许多并不在国际管制之下。药品的非医疗使用也快速增多。
会员国的国内市场每年约有 500 种新型活性物质。目前其中大多是兴奋剂,其次是合成的大麻素受体激动剂和少量的类阿片。虽然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的总体数量已经稳定下来,但比例发生了变化。在2014 年确定的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种类总数中,类阿片新型精神活性物质仅占2%,但到2018 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 9%。
类阿片新型精神活性物质中有许多是芬太尼的类似物,其药效和危害已得到证明,在北美导致了过量死亡事件,其他区域也有,但程度较轻。在北美,芬太尼有的用作海洛因和其他毒品(包括可卡因和甲基苯丙胺)的掺杂剂,有的用来制造假冒的药用类阿片。一些证据表明,欧洲也有注射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兴奋剂的现象:一项对欧洲六个城市废弃注射器残留物的研究发现,许多注射器都沾有产生兴奋作用的新型精神活性物质。

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的使用可能会逐渐牢固存在于弱势群体中

单一种类的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几乎从未形成大的市场。但来自欧洲的证据表明,合成大麻素在无家可归者和监狱囚犯等社会边缘群体中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有 22 个国家报告了监狱中使用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的情况,其中大多数国家将合成大麻素确定为主要挑战。

对前体化学品的管制迫使制毒者进行创新

最常作为前体用来合成苯丙胺、甲基苯丙胺和“摇头丸”等毒品的许多化学品已被置于国际管制之下。贩毒者和制毒者一直在寻找替代品――不仅有管制较松的物质,还有专门为规避管制而设计的化学品,即所谓的“特制前体”。
旨在阻止新冠肺炎传播的限制性措施很可能使依赖前体化学品的制毒者受到进一步挤压。来自墨西哥的证据表明,这已经成为现实:据报告,2020 年 3 月,从东亚进口的甲基苯丙胺前体短缺促使墨西哥和美国的甲基苯丙胺价格上涨。
 
市场瞬息万变

合成药物在中亚和俄罗斯联邦取代阿片剂

中亚和俄罗斯联邦的阿片剂市场在 2008 年至 2018 年期间似乎发生了变化。俄罗斯联邦当局截获的阿片剂数量下降了约 80%,同时因使用类阿片而接受治疗的人数大幅减少。
但兴奋剂市场却似乎日渐兴旺。有证据表明,甲基苯丙胺和各种卡西酮,包括甲氧麻黄酮和 α-吡咯烷基苯戊酮,现在俄罗斯毒品市场上随处可见。俄罗斯当局报告称,最近查获的制造各种非法药物的秘密加工点数量急剧上升,在两年内翻了一番多,2018 年增至 152 个加工点。

阿富汗和伊拉克甲基苯丙胺市场增长

早在 2012 年,对医院、监狱和其他机构人员的调查就已经揭示了甲基苯丙胺在伊拉克的重要性。结晶甲基苯丙胺已经成为“芬乃他林”和曲马多之外又一种令人担忧的主要药物。2015 年的一项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些发现,吸毒者表示大麻比“芬乃他林”或甲基苯丙胺更难获得。最近,伊拉克当局发现了多个甲基苯丙胺加工点,麻管局已对伪麻黄碱制剂的大批进口表示关切――甲基苯丙胺加工点将这些制剂用作前体。
在阿富汗,甲基苯丙胺制造似乎始于 2014 年。自那时起,甲基苯丙胺的缉获量一直在稳步上升。但 2019 年上半年的缉获量――657 公斤――与上一年相比大幅骤增。在其他国家大量缉获了据认为源自阿富汗的甲基苯丙胺,这也表明该国的产量正在迅速上升。
 
政策变化和变化趋势

非医疗使用大麻合法化的法域大多有大麻使用增多的趋势

加拿大、乌拉圭和美国的 11 个法域允许制造大麻产品供非医疗使用。在其中多数法域,大麻使用自合法化以来有所增多,尽管在其他未将非医疗使用大麻合法化的法域也观察到了同样的趋势。在美国最早通过立法的两个州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成年人非医疗使用大麻的情况增加,特别是过去一个月以及每天或几乎每天使用的情况增多,自 2012 年起便已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所有指标都显示,自 2011 年以来,乌拉圭的大麻使用情况有所增加,上月使用情况几乎翻了一番。这表明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经常和频繁使用大麻。加拿大的短期数据也表明,2018 年至 2019 年

合法市场扩大的同时,使用量也在增加。然而,2019 年仍有 40%的大麻使用者靠非法来源获得某些产品。

全球大麻药草缉获量暴跌的背后原因是大麻合法化?

2018 年,全球大麻药草缉获量降至 20 年来的最低水平,这是因为北美的缉获量下降,在过去 10 年中下降了84%。相比之下,同期世界其他地区的缉获量几乎翻了一番。缉获的模式表明,旨在放开大麻市场的政策在下降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对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的监管似乎有遏制作用

在国内对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的监管效果仍然很难评估。一些对新型精神活性物质采用不同监管制度的国家显示出不同的新型精神活性物质使用流行率。在另一些国家,通过国内立法后,新型精神活性物质使用情况有所减少。
 
弱势群体面临合法和非法毒品市场的伤害

用于疼痛管理和姑息治疗的药用类阿片主要在高收入国家提供

止痛药在各区域分布不均。2018 年,所有可供医疗消费的药用类阿片中,90%以上在高收入国家。大约 50%在北美,40%在欧洲,还有 2%在大洋洲。这些国家的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 12%。据估计,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 88%,但消费的药用类阿片却不到 10%。
获取药用类阿片的障碍与许多因素有关,包括立法、文化、卫生系统和处方做法。
 

较贫穷的人患吸毒病症的风险更大

2018 年约有 3,560 万人患有吸毒病症。贫困、有限的教育和社会边缘化可能会增加吸毒病症风险, 并加剧其后果。高收入国家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在这些研究中,个人不利的社会经济轨迹―― 不仅仅是他们在某一时间点的状况――也与吸毒病症风险有关。
吸毒病症还会加深社会经济劣势,进一步增加失业、贫困和无家可归的风险,从而助长劣势的恶性循环。这些结果也可能与刑事司法系统内的侮辱性态度和后果有关。妇女、少数民族和移民、性取向多样化群体、因武装冲突或灾难而流离失所的人以及农村环境中的人也可能受到吸毒病症的过重影响,或者在获得治疗服务方面遇到问题。
根据估计因残疾和过早死亡而损失的健康寿命年数的残疾调整寿命年(DALY)指标,在过去 10 年中,有害的吸毒对范围更广的社会影响加重。2007 年至 2018 年间,归因于吸毒的全球残疾调整寿命年数增加了17%。注射吸毒者中常见的未经治疗的丙型肝炎导致的肝癌的相关残疾调整寿命年数增幅特别高――达到 40%。

毒品和暴力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很难确定精神活性物质的使用和暴力之间的所有因果关系。全球范围的有限数据表明,迷醉可能是杀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暴力事件中,酒精的作用似乎比毒品更大。虽然吸毒可能会导致犯罪,但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联系可以部分归因于多种中介因素,如社会经济劣势以及由个人风险、家庭环境和同龄人影响造成的其他类型的逆境。
贩毒和暴力之间的联系是多方面的。如果已有稳定的犯罪结构,包括国际贩毒在内的大规模有组织犯罪活动有可能在无暴力的情况下实施。短期内,暴力的存在和程度与其说取决于贩运的数

量,不如说取决于造成有组织犯罪集团之间力量平衡不稳定的某些变化,例如非法市场规模的变化,知名罪犯的死亡或监禁,以及使一个集团弱于另一个集团的执法措施。
 

最新趋势

 
吸毒

大麻是最常用的物质,类阿片危害最大

据估计,2018 年使用大麻的有 1.92 亿人,使之成为全球使用最多的毒品。相比之下,2018 年使用类阿片的有 5,800 万人。但阿片类药物的相关危害却因使用者较少而受到忽视。在 2017 年与吸毒病症有关的估计 167,000 例死亡中,有 66%是这类物质造成的,在据信为吸毒导致的残疾或过早死亡而损失的 2,100 万年寿命中,有 50%是这类物质造成的。

合成类阿片的非医疗使用加剧了公共卫生危机

在西非、中部非洲和北非,加剧类阿片危机的是曲马多;在北美则是芬太尼。这两个区域在经济、人口统计数据或一般吸毒模式方面几乎没有共同点,但都在奋力抗击由容易获得且生产成本低的物质助长的类阿片危机。
在北美,芬太尼等合成类阿片的使用导致了 20 年来类阿片过量致死人数增加。2018 年,在美国登记的67,367 例过量死亡中,有三分之二涉及芬太尼。加拿大也报告了类似的结果,只是数字较低。芬太尼导致过量死亡的部分原因是非法药物市场上的芬太尼药效不可预测。
在西非、中部非洲和北非,非医疗用途曲马多的市场已有大幅增长。在该区域,接受治疗的曲马多使用病症患者越来越多。2017 年,全球截获的曲马多数量显著增加,达到 125 吨以上的峰值。但2018 年,在印度通过一项监管曲马多的新法律之后,全球缉获量降至 32 吨。
促成这两地危机的是制造简单和生产成本低,此外还有对曲马多和许多芬太尼类似物或其前体缺乏国际监管。使这两地危机恶化的是这些物质在药品市场和非法市场上都有供应,因而更加难以发现和防止其滥用。

兴奋剂使用不断增多

兴奋剂领域以可卡因和甲基苯丙胺为主,这两种物质在其主要市场的使用量都在上升。
 
2018 年使用可卡因的约有 1,900 万人,因为可卡因在北美和西欧颇为流行。同年使用苯丙胺的约有
2,700 万人,其中甲基苯丙胺是东南亚和北美使用最多的苯丙胺类兴奋剂。根据所掌握的多数指标,20 年来这两个区域甲基苯丙胺的使用一直在扩大。
在一些市场上,可卡因和甲基苯丙胺可以共存,有时是相互替代,这样一种药物的使用量上升时另一种药物的使用量就下降,有时是同时增加和减少以满足同一市场的需求。

新冠肺炎使注射吸毒者的风险增高

据估计,2018 年注射吸毒的约有 1,130 万人,全球艾滋病毒感染约有 10%是注射吸毒造成的。注射吸毒者感染艾滋病毒的超过 100 万人,患丙型肝炎的有 550 万人。2017 年,因吸毒死亡的约有 58.5 万人,其中一半死于丙型肝炎引起的肝病,而注射吸毒者的丙型肝炎大多仍未得到治疗。

新冠肺炎限制措施造成的类阿片短缺可能导致使用者代之以酒精或苯二氮类药物等更容易获得的物质,或者将类阿片与合成药物混合。随着一些使用者改用注射或更频繁地注射,可能会出现更多有害的使用方式。
金融衰退和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则也可能对注射吸毒者产生双重影响。除了因免疫系统受损而更容易感染新冠肺炎并因此产生并发症之外,他们要从已经承受压力的医疗机构那里获得治疗和其他服务也很可能会遇到种种困难。

新冠肺炎的相关措施可能导致某些毒品使用量下降

对行动和集会的限制,以及为阻止新冠肺炎传播而采取的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可能会使消费量整体下降,尽管这种下降可能会很快随着限制的取消而终止。主要在酒吧、俱乐部或音乐节消费的毒品尤其可能属于这种情况。据报告,一些国家已经出现毒品供应短缺,导致价格上涨。
 
供应链

植物类毒品供应量仍处于较高水平,但有所下降

2019 年罂粟种植面积连续第二年减少,阿富汗和缅甸减幅最大。但这一数字仍显著高于 10 年前。
2018 年缉获的阿片剂数量也比前一年明显下降,但总量仍是有报告以来第三高的。全世界此类物质的缉获有近 80%发生在亚洲,全世界非法供应的鸦片有 90%以上产自这里。
古柯树种植量仍然保持在历史上的极高水平。从 2017 年到 2018 年,古柯种植面积保持稳定,在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和哥伦比亚甚至还出现了小幅下降。然而,全球可卡因制造量估计数再次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全球缉获量略有上升,达到有报告以来的最高值。

苯丙胺类兴奋剂市场显示出持续扩张的迹象

 
与可卡因或海洛因等植物类毒品不同,苯丙胺类兴奋剂的制造规模无法使用严格的方法来估计。然而, 一些指标表明,这类物质特别是甲基苯丙胺的全球市场正在扩大。
2018 年,全球市场最大的苯丙胺类兴奋剂甲基苯丙胺的缉获数量再创历史新高,达到 228 吨当量。有迹象表明,这种毒品在北美和东南亚等主要次区域市场的贩运明显扩大。虽然近年来中国的供应量明显减少,但其价格(已达到过去十年来最低水平)和纯度表明,该毒品的结晶体和片剂在东南亚区域供应充足。

贩运者不断改变路线和生产工艺,屡禁不止

海洛因、可卡因和甲基苯丙胺贩运者的路线多种多样,并不断发展出新的交易模式。例如,甲基苯丙胺的制造传统上是在美国的小型加工点进行的,以供给国内市场。但现在与墨西哥的工业规模加工点相比似乎相形见绌。过去几年在美国缉获的进口甲基苯丙胺越来越多,交易都在墨西哥多个卡特尔的把持之下。
与此同时,通过中亚运往俄罗斯联邦的海洛因贩运在过去 10 年中似乎已经失去其重要性,但最近几次大量缉获表明,该区域可能正在成为通往西欧和中欧的中转区。所谓的北线曾经占全球缉获量的 10%,但在 2018 年仅占 1%。
世界上最大的海洛因贩运路线仍然是巴尔干路线,该路线将海洛因从阿富汗经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土耳其和巴尔干半岛运往西欧和中欧市场。2018 年,这条路线上的海洛因缉获量占阿富汗境外海洛因缉获量的 58%。

可卡因走私者也在开辟多样化的路线。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曾经是一个主要出发点,但由于政治动荡,其重要性有所下降。巴西仍然是一个主要过境国,甚至可能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乌拉圭的重要性似乎正在增强。2019 年末,乌拉圭当局缉获了两批运往西非的可卡因,总量超过 9 吨。
为抗击新冠肺炎而实行的限制措施可能已经影响到上述所有贩运路线。例如,最近印度洋阿片剂缉获量的小幅上升可能表明,贩运者正日益将目光投向经由非洲的海上路线,以避开巴尔干路线沿线的管制。

暗网上的毒品供应大规模中断

自 2017 年年中以来,几个主要的暗网市场已经关闭,有的是因为执法行动,有的是施展退出骗局
关闭的。暗网上的毒品交易随之暂时减少。但 2020 年通过暗网购买毒品的人数却有所增加。
在新冠肺炎的相关限制措施实行的同时,暗网上的贩运活动可能会增加,特别是很难接近街头小贩的最终使用者购买量会增加。有迹象表明,2020 年第一季度,欧洲一些暗网毒品市场的活动有所增加。这主要是大麻零售推动的。
 

对毒品问题的应对仍然不足

 

关于戒毒治疗覆盖面(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5.1)的最初数据显示,许多国家提供的治疗服务很少

来自世界所有区域的 30 个国家的早期数据表明,吸毒病症治疗干预措施的提供情况差别很大。覆盖率因毒品类型和国家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2015-2018 年期间,吸毒病症患者中接受吸毒病症治疗的人数从不到 1%到 86%不等。
虽然仍然很难确定是否在实现这一具体目标方面取得了总体进展,但许多国家的戒毒治疗覆盖率仍然很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封锁措施可能进一步减少了许多人获得戒毒治疗的机会。

对替代发展项目的影响知之甚少

精心设计的替代发展干预措施有助于解决非法作物种植问题。一些干预措施最终通过农村综合发展促使目标区域的种植可持续减少。然而,可靠的影响力评估中几乎没有确凿的证据用以评价替代发展项目的有效性。
根据 2017-2018 年期间的数据,全球有 60.5 万至 97 万个家庭种植非法作物。很难评估替代发展惠及了其中多少家庭。替代发展项目所针对的区域并非所有家庭都种植非法作物,而且很少有项目持续跟踪活跃参与者的情况。最可靠的信息仅对应于目标受益者的数量,包括种植和不种植非法作物的家庭,估计有 550,000 人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一项研究显示,替代发展项目的全球支出从 2013 年到 2017 年略有增加, 尽管在此期间实施的项目数量一直相当稳定。这一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哥伦比亚,该国这一期间的年度预算翻了一番多,从 2013 年的 7,500 万美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1.53 亿美元――占当年全球预算总额的一半以上。

原文转自:联合国https://wdr.unodc.org/wdr2020/en/exsu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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